而纵观全球，“苹果税”的松动并非苹果的自觉，而是监管利剑下的妥协。在欧盟，《数字市场法案》（DMA）强制苹果开放第三方应用商店并降低佣金；在美国，Epic Games的长达数年的诉讼迫使苹果允许侧载和外链支付；在日本，新通过的《指定智能手机软件反竞争促进法》（MSCA）直接让苹果缴械。

在中国市场，吸引力会更大。根据第三方数据机构估算，中国市场贡献了苹果App Store全球约四分之一的收入，年金额高达数百亿人民币。由于中国移动支付体系（微信支付、支付宝）的成熟和手游市场的庞大，数字内容的消费频率远超欧美。对于苹果而言，中国不仅是一个硬件销售市场，更是一个高毛利的现金奶牛。

在硬件创新陷入“挤牙膏”式循环、iPhone销量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守住30%的“过路费”成了保住财报利润率的最后手段。

但这种过路费显然无法永远收下去。30%的抽成，意味着中国开发者在面对激烈的内卷竞争、高昂的获客成本和人力支出之余，还必须先行上缴三成营收。对于利润微薄的初创企业而言，这几乎是生死之线。

更重要的是，苹果在中国的“苹果税”范围极广，甚至一度涵盖了微信打赏等社交礼仪性消费，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尽管后来有所收敛，但在短视频、直播、云服务等新兴领域，苹果依然紧握着支付闸门。

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强势大厂如同腾讯和微信，跟苹果最终达成的协议也不过是对微信小游戏和应用中的支付事宜抽成15%。

02

AI的冲击

但是，事情正在发生变化。随着生成式AI对终端生态的重构，苹果长期赖以生存的“城门”，正在坍塌。

在过去十几年里，App Store的商业逻辑建立在“分发即控制”的基础上。用户需要某种服务，必须先进入应用商店，下载App，再通过苹果的IAP（应用内购买）系统付账。

然而，在AI手机时代，交互入口正从“点击图标”转变为“意图理解”。

今天的用户只需要对AI手机助手说一句“帮我订一张去上海的机票”，AI就能够直接通过插件或智能体（Agent）在后台完成交易，而不再需要用户打开具体的App，苹果的APP生意，就已经开始受到巨大的冲击。

这种“去应用化”的趋势，本质上是支付权和分发权的解构。如果用户不再频繁进入App Store，不再通过苹果定义的UI界面进行操作，那么“苹果税”的征收节点将失去其物理支撑。

更深刻的危机在于，中国拥有全球最活跃的AI应用生态。开发者们正试图在iOS系统之上再造一层“智能操作系统”。

这种技术上的“软侧载”让苹果陷入了两难：如果封杀这些AI助手，会直接损害用户体验并导致存量用户流失；如果放任，其30%的抽成体系将沦为虚设。

AI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流量的分发权正在从平台方转移回“模型+服务”方。一旦用户习惯了通过自然语言与系统底层直接交互，苹果积累了十几年的税收体系将面临雪崩式的坍塌。

03

前车之鉴

从商业演化史来看，任何通过行政壁垒或生态垄断维持的高额溢价，最终都会在技术革命面前失效。

诺基亚当年的崩塌，并非因为硬件制造能力不足，而是它在塞班生态趋于僵化时，依然试图通过控制开发者的利润来维持利润曲线。这种对旧秩序的极度迷恋，使其在iOS和安卓的降维打击下，瞬间土崩瓦解。

今天的苹果，正处于相似的“成功陷阱”中。

30%的抽成在财报上固然好看，但在中国这个全球最激进、竞争最充分的移动生态里，这种做法无异于给对手“递刀子”。

目前，华为、小米、荣耀等国产手机厂商正利用AI重构系统底座，当这些厂商以更开放的姿态迎接开发者，且不再设置如此高昂的“准入税”时，中国市场的开发者将不可避免地启动“去苹果化”进程。

对于苹果来说，如果不能在被动改革前主动开启自我革新，这30%的抽成，极大概率会成为其在中国收割的最后一笔旧时代红利。

今天的苹果，已经开始由一个原本引领创新的生态逐渐演变为纯粹的租金收割机，而这对于一家大公司来说，是极为危险的。如果苹果继续无视中国开发者对公平国民待遇的诉求，继续在AI本地化进程中步履蹒跚，那么硬件销量的下滑，仅仅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

在技术周期的大幕交替之际，傲慢往往是衰败的开端。

当“苹果税”从一种象征品质的生态溢价，彻底退化为开发者难以承受的商业负担时，属于苹果的“诺基亚时刻”也就正式降临了。

从这一点来说，留给蒂姆·库克转身的时间，或许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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